盛宣怀、轮船招商局与中国近代高等航海教育之滥觞

2025-10-28 18:41来源： 信德海事网

摘要：从晚清洋务派实业家盛宣怀重视航海教育的动因、轮船招商局对航海教育发展的经费供给及盛宣怀对中国近代高等航海教育的贡献与启示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自19世纪70年代盛宣怀参与或督办轮船招商局以来，为了挽回中国的江海航权，他积极创办航海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航海人才。他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让自己督办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为学校发展提供经费，同时在该校创设航海专科，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航海学府——吴淞商船学校。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具有实用性、开创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对当代高等航海教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盛宣怀；轮船招商局；高等航海教育；南洋公学；吴淞商船学校

一、引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无疑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重要改革运动，而盛宣怀又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正如夏东元先生对他的评述——“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1]。学术界对盛宣怀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中于洋务实业、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关于他在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近代教育的开创之功与历史影响等方面[1-5]，而关于盛宣怀、轮船招商局与中国近代高等航海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比较鲜见。本文从盛宣怀重视航海教育的动因、轮船招商局对航海教育发展的经费供给以及他对中国近代高等航海教育的贡献与启示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研究认为，盛宣怀是一位强调经世致用的教育先驱，他筚路蓝缕，为中国近代高等航海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重视航海教育：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

19世纪70年代起，盛宣怀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主持创办了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电报局、纺织厂等工业企业，后又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督办，独掌招商局的大权。盛宣怀还担任了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的督办，几乎独揽了全国铁路的修建与煤铁矿的开采和冶炼，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丰富的洋务筹办经历使他深刻体会到，中国作为泱泱大国在工业专门人才方面的极度匮乏以及这对相关行业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他认为，新式的洋务企业必须配备新型的人才才能开拓和发展。而要培养通晓西语、西艺的新式人才，就必须创办新式学堂。他早期在主持煤铁矿经营时就指出，“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6]，“矿务既属兴利之大端，而人尤为办学之先务”[7]184 。可见盛宣怀已经认识到新式专业人才对于企业建设与发展的决定作用。1873年，他在考察福州船政时就曾提出创办学校以培养人才的主张。1883年，他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创办电报学堂，但这些均为中、初级技术人才的培训学校，不属于正规的高等教育学堂。

盛宣怀的洋务企业活动发端于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自此之后，他相继担任与航运相关的官职。1879年署天津河间备道；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台兼东海关监督，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887年任登莱青道，并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航运范围扩大到整个山东沿海地带。

随着对轮船航运洋务事业的深入了解，盛宣怀逐渐认识到，大量使用洋员必定使得国家航权难以自主，要改变列强垄断中国航运的局面，发展中国的航运实业，就必须“急仿各国开商轮驾驶学堂，教育人才”[8]1。必须培育本国机器制造、轮船航运领域的新式人才，才能掌控航权并发展海运业，这是因为“既需船械，要精制造；既精制造，要识驾驶。所谓有人才而后可与人争胜也”[8]1，而且“必俟华人能自驾驶者，( 洋人 ) 方能俯首听命”[7]184。可见在当时的中国，外国航运技术人员有多么的傲慢。盛宣怀1890年代初期也曾表达过，他对于培养驾驶等航运方面的技术人员“久有此意，志在必行……志在设一商船学堂”[7]184。随着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的成功创办，他的夙愿也逐步实现了。

三、创立南洋公学：轮船招商局为其办学提供经费

在甲午战败民族危难之际，盛宣怀在“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这个根本思想的指导下，于1895年和1896年先后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两所高等学校——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轰动一时和开风气之先的。在晚清千疮百孔的政局之下，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盛宣怀首创两校，经费来源自然成为维持学校运营的头等大事。当时北洋大学堂的办学经费常年由盛宣怀所督办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局以商捐的名义提供。

1896年，盛宣怀卸任天津海关道，调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常驻上海。随着事业的转移，盛宣怀将精力转向创办南洋公学。他对南洋公学的筹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学校创立成功后也一直用实际行动支持着南洋公学。为消除朝廷对办学经费的担忧，早在1896年9月，盛宣怀在向光绪皇帝上奏的《条陈自强大计折》的附片《请设学堂片》中就写道，南洋公学“其常年经费，延请洋教习及馆舍膏奖书籍食用各项，每年两馆约需银十万两，请由臣在所管招商轮船、电报两局内，捐集解济，以伸报效”[9]。在1896年12月盛宣怀向光绪再次呈上的《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舍片》折中强调：“上海达成馆经费似可仍归轮、电两局集捐项下，与南洋公学通融取给。如有不敷，亦由臣设法筹捐。”[9]3

1885年至1902年，盛宣怀担任招商局的督办，同时也是南洋公学的首任督办 ( 校长 )。他深知教育和培养人才对发展洋务事业的重要性，更明白办学经费是学校发展之关键所在，因此，他主管下的轮船招商局每年提供给学校的经费多达8万两白银，满足了学校初创时期对办学经费的巨大需求。据统计，1890年至1911年，轮船招商局共向清政府报效了168.84万两白银，这几乎占了同期招商局资本总额的42%。在总计168.84万两的报效中，给商部的仅为3.24万两，占总额的17.53%；给北洋兵轮66万两，占总额的39.09%；给北洋、南洋两校70万两，占总额的41.46%。[10]显而易见，招商局提供给学校的经费在其报效总额中所占比重最大。这仅仅是轮船招商局一家提供的经费，再加上电报局提供的，南洋、北洋两所学校的办学经费在国家财政甚形拮据的当时算是比较充裕的。

需要指出的是，1902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袁世凯趁其“丁忧”之际，提拔自己的亲信替代盛宣怀担任轮船招商局督办、电报局总办。在亲信的掌控下，招商局、电报局俨然成为袁世凯的提款机，他们将原本应该提供给学校的经费压到最低。故1903—1909年间，招商局每年给学校的费用从8万两减少到2万两，只为原先的1/4。

从1896年创办南洋公学到1905年学校发展成为工科实业大学的短短十年间，盛宣怀在购地建屋、筹措经费、聘任教师，以及办学章程制定、课程设置等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通过办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一直在探索人才的培养范式，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正如南洋公学始任提调继任总理的张美翊所说，“溯当经营伊始，风气未开，尺水寸土，皆劳擎画，筚路蓝缕，甫肇文明”[9]48：另有商部对盛宣怀在倡导办理商务学堂中的作用的评价是“宏规硕画，洞烛几先”[9]47。二者均对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所发挥的开创和主导作用持赞誉态度。1905年南洋公学移交商部管理后，盛宣怀不再担任南洋公学督办，但之后南洋公学办学过程中每遇经费问题，盛宣怀总是鼎力相助。

1907年，唐文治出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其上任后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办学经费不足。当时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已经从商部改隶属于邮传部，经费仍然是邮传部下属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供给的每年10万两，以及以学校名义购买的股票生息和存款利息。随着学科的增设，招生人数增加，学校基建以及教职员工薪酬开支日益增多，原定的10万两经费早已入不敷出。但1907—1915年间，学校经费总能略有结余。[9]315这期间学校除维持正常运转还能有所发展，与盛宣怀1908年被“授为邮传部右侍郎，管摄路、电、航、邮四政”这一职位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说，前几年卸去的轮船、电报、铁路总公司等，又回到他掌握之中了”[11]。由此，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又可以正常为学校提供经费支持了。

1911年1月，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尚书，他对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 原南洋公学 ) 的大力支持不仅表现在增加了学校预算，还将自己的私产赠予学校作为校舍[12]，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在高等实业学堂内筹办商船学校与当时筹办南洋公学一样躬身力行。他在向清廷呈奏《筹办商船学校大概情形折》中，对筹办商船学校的经费进行了明确规划：“计开办时建筑房屋，购买轮船、帆舶、书籍、仪器，以资练习，用费尤巨。原估开办经费二十万两，常年经费十三万两，业于上年册报资政院查核在案。”然而由于当时清廷处于辛亥革命前夕内外交困的动荡时期，列强侵略加剧，国内民变频发，洋务企业报效多用于军事开支。盛宣怀称，“惟目下情形，臣部财力甚形拮据，而开办尤难迟缓，不得不先筹一半，即行试办，拟暂定开办经费十万两，常年经费六万两，将来筹有的款，再行随时设法扩充办理。除俟渔业公司交到官款六万元拨充开办经费外，其余拟均在臣部经费项下撙节动支”[11]922。可见，此时开办商船学校的经费仍由盛宣怀掌控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提供。

由于商船学校在高等实业学堂筹办，其突如其来的大量招生导致校舍不敷应用，“现在本学堂旧有生徒七百余名，校舍业经额满，即通学生于附近房屋亦租赁无遗。今年招考商船学校学生及本学堂新班，至少亦有二百数十名恐难位置”。经唐文治调查，实业学堂对面有房屋和地皮出售，可为商船学堂所用，他因此写信给盛宣怀，“查本校对门有通合公司产业，计丝厂一所，又毗连民屋九十余间，计地十三亩有奇，情愿出售，索值四万余两”。而且“此处房屋地段，既与该堂相近，若经外人购去，且恐轇轕易溢，于管理学生尤多妨碍，不如自购为学堂公产。现在船校招生既有居住之地，将来移入新校，亦可腾出此项房屋租与未来之通学生，既得租金，且便管理，实为两益”。盛宣怀将此情况禀明清廷，并告知“已由臣部照准拨给”[11]923，表明他已从其掌管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拨给实业学堂经费用以购买民屋地皮。

时任高等实业学堂校长的唐文治谈到学堂办学艰难情形而幸得盛宣怀支持的事实：“文治忝领斯席，倏已三年余，兹明知库款维艰，时时加意抟节。但年来百物翔贵，而学生之负笈来者业已数倍于前，至不得已而改招通学生之冀从此可节赔垫之费，然实业各科注重工厂实习，校中厂屋尚不敷用，本年只好暂缓，而目前支绌情形正在无从设法，幸逢我公入长邮曹，千载一时，与本校有密切之关系。”[13]唐文治掌校期间是学校向工科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维持办学最为艰难的阶段。交通部总长频繁更换，自身部务尚难维系，对附设的教育机构更是无暇顾及。这一时期，学校不仅面临着辛亥革命前后的动荡时局，还承受着多年积累的内部弊病。然而，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学校依然稳步前进并不断拓展，这离不开创办人盛宣怀对学堂的深厚情感及其身体力行的支持。正如1917年4月唐文治在学校20周年纪念会上的祝词所说，“费几许心血，历无限艰辛，乃得稍稍有此成绩”，“幸赖大部始终维护，并赖社会诸君子及旧同学互相辅助，尤赖盛杏荪先生从前积有基本金，稍可支援，卒能转危为安”[9]131。

轮船招商局为南洋公学发展筹措经费14年，从南洋公学初创时期主要培养从政人才，在改隶属商部、邮传部之后，逐渐开办与交通事业有关的学科，初办商务专科、铁路专科，继办电机专科、航海专科，形成了唐文治时期以工科为主的专业特色，标志着学校继承了南洋公学后期盛宣怀力主改办高等实业教育的转型计划，正式确立了学校服务于交通实业系统的办学目标，从根本上实现了从建校初期以培养政治人才为目标向培养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为目标的重大转折。正如1915届交大校友、曾任交大校长的凌鸿勋提到这次办学方向转变时说：“因经费来源与学校隶属关系，该校逐渐开办与交通事业有关之学科，初开办商务科及铁路工程科。”[14]此后虽然经历了隶属关系的变更、政治斗争的波及，甚至国家民族的危难，但是整个学校的办学大方向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动。办学方向的确定，反映了学校顺应中国近代化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对实业人才迫切需求的社会现实。

总体而言，轮船招商局为南洋公学提供的办学经费，为南洋公学的发展，尤其是创办高等航海教育学科和筹办商船学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创办航海专科：以此为基础筹办商船学校

( 一 ) 代办商船学堂的历史背景

盛宣怀于1896年南洋公学创立之时即担任学校督办，直至1905年将南洋公学移交商部管理后卸任，期间苦心经营十年整，一直是南洋公学的最高决策者。他为创办南洋公学多次上奏朝廷，为南洋公学的发展可谓殚精竭虑。

盛宣怀自担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之后，极力主张创办商船学堂，并一直等待时机。南洋公学于1905年改归商部办高等实业学堂后，本科计划分设商业、航海、轮机、电机四科，航海、轮机两科预定1906年8月开办，表明学校对该学科的重视。1908年8月，邮传部计划将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办成商船学校，专门培养航海驾驶人才，并拟订了具体计划。对此，时任高等实业学堂校长的唐文治认为学校专办商船门类太单一，原来设定的包括商船专业在内的多门类工科大学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广大师生校友们也群起抵制。考虑到学校经费一贯由邮传部下辖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供给，若不顾及邮传部指令，将会给学校发展带来不良后果。于是，唐文治汇集校内外意见，决定代办商船学校，即学校不改变原定方向，保留原有的铁路、电机两科，同时先在校内增设一个航海专科，作为另设商船学校的基础，等到条件成熟再将航海科加以扩充，单独建成商船学校。[15]1909年11月，邮传部撤销原议，“即令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招考学生，先设航海一科，附属校内”[16]。

1909年底，航海专科正式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创设，标志着我国近代高等航海教育正式产生，在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及航运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后来创设商船学校打下良好的基础。

1911年1月，盛宣怀在政治斗争中重新崛起，担任邮传部尚书，夺回轮船、电报两局掌控权，再次成为学校背后的“督办”，为商船学校迅速建成带来机遇。正如他3月呈皇帝溥仪的《筹办商船学校大概情形折》中说：“……商务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通商以来，洋舶辐辏内河外海门户洞开，我国地居大陆，不习海事，虽有轮船招商局，仅通域内，未涉重瀛，管驾各员且皆借才异地，三年蓄艾，今为要图……”[17]此折分析了当时中国面临的形势，明确表明他筹办商船学校是为了培养航海人才、发达航业、振兴商务，其目的就是掌握中国航海权。

( 二 ) 航海专科创设后的情形

为什么高等实业学堂里专门辟设了航海专科，还要专设商船学校？一方面是因为专科能招收的学生人数太少，满足不了当时社会和企业急需，而专设学堂则可以扩充招生人数；另一方面，培养的学生层次不同，船政专科为大学教育，商船学校则为中等专业教育，可以适应更多的船运岗位需求。关于这件事，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校长唐文治先生给予盛宣怀很大的配合与支持，当然，这也与盛宣怀督办的轮船招商局一直供给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办学经费密切相关。

虽然1909年航海科才正式设立，但是在1906年，改隶商部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计划设立“航海科”的相关规定。《章程》指出，“其本科分科四科，一商业科、二航海科、三机轮科、四电机科”，并强调了航海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实践性，“本学堂的学科程度，中学预科四年毕业，考验合格升高等预科。高等预科四年毕业，考验合格升本科。其升入本科商业、机轮、电机者三年毕业；升入航海者在堂授课二年后再往商轮实习一年毕业”。[9]169

到1911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隶属“邮传部”。该学堂创办的主旨为“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华实业为宗旨”[9]201，说明此时期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宗旨由初期的培养法政商科人才彻底转变为以培养工科实用人才为主，并注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时期铁路科、电机科均是三年即可毕业，而航海科需要四年才能毕业。航海专科四年制课程设置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航海专科学科课程设置参考了西方工业大学的办学经验，共计33门，除第四年为实习之外，前三年理论课程每年学时均为36学时，可见所学课程数目繁多与广泛，课程任务重，学生压力大，充分表明航海学科涉及领域的关联性和复杂性，以及更加注重实用性和实践性的特征。[15]航海专科经过1909—1912年三年的发展，生源与师资逐渐充实，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实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渐趋成熟，尤其是延续了此时期学校“厚基础、重实践、强能力”的工科办学特色，为吴淞商船学校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 三 ) 吴淞商船学校的成立

听闻邮传部要兴办商船学校，当时积极倡导实业救国的翰林院修撰张謇给予了大力支持。他将自己在上海吴淞口渔业公司的地基，连同所领官款6万元呈送邮传部，支持办理商船学校。

盛宣怀上任后，相继同意唐文治关于加快商船学校独立建校的多项请求。到1911年1月，邮传部批准在吴淞口建立商船学校。3月，同意拨款4万两购买学校对面的13亩屋地，作为添办商船学校临时用地。4月，盛宣怀上奏清廷，陈述设立商船学校大概情形。奏折同日得到批准后，盛即要求唐文治着手筹建吴淞商船学校的校舍。

1911年春，以唐文治为首的学校筹备队伍一行赴吴淞口查勘张謇捐赠的校地，发现“吴淞江面宽阔，各国商船络绎往来，地居南北之中，交通至便，毗连浚浦局船澳，建筑船校为天然适合之区”[11]922。而且按照盛宣怀的构想，当时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虽然已设立高等航海专科，但招生人数不多，但船海人才需求旺盛，因此，计划在此基础上扩充，添招学生名数，作为商船学校之基础。待吴淞校舍竣工后将学生移入该校，并归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管理。

唐文治考察完毕后立即命工程师绘图，在规定的时间内动工兴建校舍，并请陆勤之负责工程监造。校舍于1911年8月竣工。吴淞商船学堂于1911年7月开始招收新生，“报考者三千人，拥挤不堪”，但“取额极隘”，最终“计专科及中学共取一百八十名”。因报考人数众多，录取率又极低，竞争十分激烈。时任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唐文治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常熟翁君寅臣之世兄某，程度极低，余勉欲录取之，夏应庚 ( 驾驶科科长 ) 以为不可，因摈去，心甚歉然。”[9]142可见学校从一开始招生就秉承南洋公学 ( 交通大学前身 ) 一直以来的“高起点”的传统。

1911年9月14日，商船学堂正式开学，名为“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新招学生进入校外隔街相望的临时校舍。商船学堂监督 ( 校长 ) 由唐文治兼任，聘请英国留学学习海军刚回国的南洋公学毕业生夏孙鹏担任主任，聘学校庶务长庄思缄兼任庶务长，共同管理日常校务。然开学不到2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制被推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商船学堂与北京邮传部失去联系，学校经费来源中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经费问题仍然未能解决。唐文治身兼两校监督实在焦头烂额，于是辞去兼任的商船学堂监督职务。1912年3月，商船学堂师生公推海军上将萨镇冰为吴淞商船学校校长。9月，高等商船学堂自徐家汇迁至吴淞，改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学校。至此，商船学校脱离高等实业学堂而独立，直到1915年因经费短缺而停办。独立后的商船学校延续航海专科时期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方针，驾驶科的理论课程开设有天文、船经学、船艺、航政、水道测量、海商等28门学科，每周63学时。学制3年，其中在校学习理论2年，上船实习1年。这与曾经在高等实业学堂内的开设的4年制航海专科 ( 理论课3年，实习1年 ) 有所不同，可见吴淞商船学校主要是培养中等专业的航海职业技术人才。

如今，作为吴淞商船学校的主要传承——大连海事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仍然以创设于1909年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航海专科为学校的发轫，尊唐文治为学校首任校长。

五、盛宣怀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发展的启示

盛宣怀办理洋务事业几十年的实践催生了其高等工业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这种教育理念在当时无疑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这使得他无论在思想体系还是在具体施行方面，均远超于前人。他对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大胆引进、对办学模式的探索、对外籍专家和教师的放手重用、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留学工作的坚持、以促进民用工业发展为基本定位和培养目标等做法，不但是留给后世高等工业教育的一份宝贵遗产，[18]也对当代中国高等航海教育乃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 ) 实用性：办学方向与时俱进，强调社会需要

盛宣怀自1870年代长期身处经营近代工商企业的一线，对当时国家工业现状和各种需求最为了解。因此，他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方向，通常与其工业实践活动及未来规划紧密相连。1880年李鸿章设立天津电报总局，任命盛宣怀为总办。为了培养电报业所需人才，他于当年创办了天津电报学堂。1895年盛宣怀任职天津海关道，创办了北洋大学堂。该学堂初期开设的土木、矿冶和机械三门工科专业，以及1897年接受铁路学堂并入北洋大学堂，与当时他掌管的开矿、炼钢、机械制造等工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以及从1895年前后开始讨论修建京汉铁路 ( 原名卢汉铁路 ) 有着明显的关联。

1889年12月，盛宣怀在给李鸿章致函中谈到，轮船招商局花费最大的为“用洋人与用洋煤两宗”，“窃思借助于彼族，不如求材于内地”，主张自办轮船学堂，自己开煤矿。[7]477而且，轮船招商局作为当时清王朝的官督商办企业，为南洋公学创办和发展每年提供专项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校企融合办学的新型路径。毫无疑问，办学经费由轮船、电报两局拨给，自然也应当添设轮船、电机专科，为两局输送所需专业人才。1905年前后，盛宣怀的办学宗旨转向“以振兴实业为主义”，将高等工业教育的发展目标转移到促进社会工业生产全面发展上来。这种办学思路在1906年制定的《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中得以明文规定。其“学总义”第一节清晰规定了学校的办学宗旨：“本学堂讲求事业以能见诸实用为要旨……希冀为振兴中国商业起见，造就人才，力图进步。”[9]169在“分科”一节中明确，学校分为预科、本科两类，预科学制四年，本科阶段分设商业、航海、轮机、电机四科，学制3年。可见，商业科为商部所需，其余三科主要为轮、电两局所设。1911年盛宣怀升职为邮传部尚书之后，为了掌控中国的航海权，更是全力支持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唐文治买地购屋添办商船学校的请求。

( 二 ) 开创性：建立产教互为支撑的办学模式，注重传统文化教育

一是开创了以企业经费培养企业所需人才的模式。盛宣怀大力创办高等工业教育之时，正是“国用浩繁，公款竭蹙，事虽应办，而费实难筹”[19]的时期，要使有限的办学经费发挥最大效用，就必须在各方面精打细算。无论是北洋大学堂培养土木、矿冶、机械工程人才，还是南洋公学培养铁路、驾驶、商船人才，都是“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为主义”[7]477。在国力荼弱的时代，盛宣怀以发展工商实业为目的创办高等工科教育，培养市场最需要的、针对性最强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又以工商企业有限的盈利来维持高等工科教育的运转和发展，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工科教育与社会企业之间互为支撑和发展的教育模式，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二是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盛宣怀在办学过程中，坚持人才培养需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为基础和根本，同时兼学西方先进工业方面的理论和技术，以达到国强民富而又不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1898年的《南洋公学章程》里明确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9]361911年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设学总义章”第2条规定办学宗旨时强调，“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9]201。从上文表1中也可以看到航海专科的课程设置，三年的理论课程中都包含了“人伦道德”与“中国文学”两门传统文化课程和学分安排。可见，盛宣怀办学理念虽然在主观上因其阶级属性和封建秩序而强调“中体”，但客观上与当代国家提倡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共通性。当今的中国教育，同样重视学习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并强调结合现实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从客观性上来说，盛宣怀的这种教育思想与当代的文化和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 三 ) 开放性：教育思想兼容并包，推崇国际理念

盛宣怀长期处于兴办实业企业的前沿，对当时的清朝社会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他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一样，主张向西方学习，“一齐人傅，不如置诸庄岳”，因此他在后来办理南洋公学的过程中，在掌控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工业部门，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之后，就开始付诸行动，不惜重资，派遣一批又一批学生出国留学，其目的就是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躬验目治，专门肄习，乃能窥西学之精，用其所长，补我之短”。[11]760-761近代科技发源于西方，西国“其学科则注重工商实业”，中国人只有亲临其国观察学习才能有所成效，“学成回华任以路、矿、铁厂、银行各要政，渐可不借材异地，授柄外人。目前虽靡费巨资，将来可收实用”。[7]201显然，这种办学思想的开放性是有其民族性和进步性的。南洋公学从1898年到1906年间，由盛宣怀主持派遣到美、英、德、日、比五国的留学生，有章宗祥、王宠惠、雷奋等共达58人。[9]142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或任京师大学堂教员，或充北洋译员，或办两广学务；此外各省府县学堂教员所在多有”[7]201。此外，回国留学生到外交和工矿企业工作者亦有不少。1911年6月，远在北京的盛宣怀正为全国的铁路风潮一筹莫展，邮传部尚书位置也岌岌可危，但他仍抽空与唐文治校长反复函商，将南洋公学当年电机专业合格毕业生送出国留学。[11]927他对学生留学工作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前，盛宣怀也按照传统书院式的办学体制开办过天津和上海电报学堂。但随着对国外办学情况了解的增多以及适应洋务实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盛宣怀最终认识到，“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为先务之急”[19]121。据南洋公学教务长美国人福开森回忆，为“增设这两个重要的公司 ( 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 ) 的过程中适合于学生进行业务训练的课程”，“为了调查用什么方式来达到这种改革，本学院的董事长盛先生允许我在1901年用半年的时间在欧洲和美洲去观察各国高等商业学院所采用的方法。我在巴黎、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地的这类学院，以及在美国费城的华尔顿学校进行了参观访问。我回校后提交了一份报告，收录了我这次旅行的成果”。[9]13-14毫无疑问，后来南洋公学办学方向转向工科实业，与福开森的这次西方调研密不可分。

另外，筹办商船学校的时候，盛宣怀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清晰地写道：“至学科办法，前经咨商出使大臣，调查各国船校现办章程，以资仿效。并查考留学商船之学生，预备任使，现已陆续咨复到部，应即参酌损益，轮派妥员办理，务求至当。”[11]922由此可见，商船学校从筹办的章程、学科设置、教师的聘用，甚至是教具——“将来须购一帆船作历练风涛之用”[11]921等方面都秉持向西方学习的理念，体现出面向世界的开放性，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盛宣怀办学理念的近代化。

六、结语

盛宣怀创设新式学堂实为“储养洋务人才之用”，而“洋务”又为晚清“大变局”之核心内容，可见他的教育思想客观上顺应了社会情势演进之走向，即教育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变服务，航海高等教育的成功创办即是他新式教育成功得以实践的典型案例。

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时期，盛宣怀作为中国早期西学及新学堂的倡办者和实践者，顺应时代发展之需，不仅独创以“洋务”促“新学”，“新学”反哺“洋务”的办学模式，而且高瞻远瞩、殚精竭虑、躬亲实践，一生不遗余力地推行新式教育，并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形式、学校管理等方面形成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促进了高等航海教育的近代化，对当代高等航海教育的发展仍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盛承懋.盛宣怀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2]夏东元.盛宣怀传[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3]方家峰.盛宣怀的高等工业教育思想与实践[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2,30(2):33-36.

[4]刘岸冰.清末民初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化——以交通大学为中心的考察[J].现代教育科学,2016(10):123-129.

[5]徐颖,赵为.盛宣怀教育思想的独特性辨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31-34.

[6]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07.

[7]夏东元.盛宣怀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68.

[8]夏东元.郑观应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01-102,258-259.

[9]《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2.

[10]朱荫贵.朱荫贵论招商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1-52.

[11]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