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航运业经历能源转型、供应链重构、国际规则分化的关键时期，行业对“确定性”的渴求前所未有。

11月19日，在香港万丽海景酒店举行的“信德海事香港论坛2025”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香港船东会主席 Angad Banga 以及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雯，分别从政策、产业与国际视角出发，为香港在绿色航运时代的定位给出了极为一致的答案：香港要用制度的连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在全球绿色航运格局重塑中稳住战略航向。

论坛上，廖振新强调，面对国际变化加剧、全球港口竞争升温的现实，香港的优势不只在于港口的高效率，也在于制度与治理的稳定。他特别指出，香港集装箱船平均停靠时间仅一天，“是全球前20大港口平均值的一半”，这不仅反映运营效率，更体现香港长期形成的“稳定性与可信度”。

而当全球绿色航运出现路线竞争和政策不确定性时，陈婉雯给出最明确的判断——绿色航运是大势所趋，即便未来在速度上有所调整，方向也不会改变。这句“绿色航运的核心政策不会改变”，成为全场最具分量的信号。

| 香港政策稳定方向

在国际绿色航运路径仍未定型之时，香港选择向全球释放一个罕见的“政策确定性”。陈婉雯指出，绿色航运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必须做的问题。她强调航运不能急转弯，但香港必须坚定地走向绿色，因为企业需要的是长期视野、明确方向与政策一致性，而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这种稳定性。

廖振新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指出，香港目前正处在全球与区域双重竞争的前沿，但香港的优势在于制度稳固、监管透明、执行有力。他将绿色航运形容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并强调政府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摇摆。他解释说：“我们要让世界知道，香港不会轻易改变航运政策方向。”

国际海事组织（IMO）气候行动主管 Roel Hoenders 也从国际视角印证了香港政策稳定性的价值。他指出，IMO如今面临的是能源、技术、资金与规则四方博弈，而香港拥有全球极少数可同时连接监管、产业、金融与港口运营的生态，这使香港的经验具有国际意义。他提出，香港应该把这些成熟经验带到IMO的规则制定桌面，因为全球绿色航运正需要这种“五位一体”的综合能力。

在全球政策摇摆、港口选择策略分化的大环境下，香港的稳定立场反而构成一种独特的优势，为船东、金融机构、保险人和技术服务公司提供了难得的方向信号。

| 绿色航运的香港路径：政策突破、基础设施与人才体系全面推进

香港之所以敢于承诺绿色航运政策方向不变，是因为过去一年香港已经在多个关键领域完成“实质性落地”。这些进展不仅是绿色政策的推进，更是一个覆盖基础设施、法律体系、风险管理与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

在制度方面，香港迅速建立起替代燃料监管框架，去年11月份，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绿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动纲领》，随后，氨和甲醇燃料操作规范先后出台，为新燃料在港口的实际使用提供了明确指引。同时，香港仅用十个月便废除了沿用数十年的甲醇税费制度，这项旧制度曾长期制约甲醇作为绿色船用燃料的推广。陈婉雯表示，香港必须“清理旧制度才能迎接新的航运时代”，体现了政策执行的果断与前瞻。

在绿色燃料基础设施方面，香港将在今年内完成首个商业化绿色燃料加注操作，这意味着香港将从“政策支持者”升级为“实操实施者”。同时，氨与氢燃料的可行性研究同步展开，使香港在未来燃料路线中具备主动权与监管先发性。

而在风险管理与合规层面，香港的法律与保险界也迅速动作，为绿色航运提供制度护栏。英士律师行合伙人 刘瑞仪 提醒，绿色航运几乎没有现成判例，这意味着排放责任、燃料规格、合规成本、运营风险等问题都必须在合同阶段充分清晰。她指出，香港普通法体系的透明性与国际认可度，使其“天然适合处理绿色航运带来的复杂合约与争议问题”，这将成为船东、租家和保险人最信赖的制度基础。

保险端的观点同样强化了这一生态。中国船东互保协会（CPI）副总经理 施渝楠 提到，新燃料船舶的风险结构与传统船舶完全不同，从材料到操作、从港口风险到责任划分都需要新的模型，而香港成熟的法律体系与仲裁制度“为绿色保险创新提供了真正的制度安全底座”。她认为，香港的法律、金融与保险生态将成为亚太绿色航运风险体系的核心。

此外，在人才层面，香港也展开了全链条部署。绿色燃料人才需求研究启动，船员培训体系全面升级，与高校合作建立新能源课程，各大船公司与船管企业亦同步调整内部培训计划。正如华林集团技术总监 Gavin Dsouza 所说：“绿色航运的核心不是设备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一认识，使香港在绿色航运时代具备真正的“可执行性”。

| 从航运运营中心迈向绿色治理枢纽

众嘉宾在“信德海事香港论坛2025”的讨论清晰展示出一个趋势：香港在绿色航运时代的角色正在从“运营中心”向“治理中心”“金融枢纽”与“规则贡献者”全面升级。

香港船东会主席 Angad Banga 在致辞中指出，香港是连接中国航运力量与全球航运需求的桥梁。当中国企业寻求全球扩张、需要复杂金融结构、需要可信的法律保障时，他们会选择香港。他强调，这不仅因为香港拥有亚洲最大的海事保险市场、全球前列的船舶管理中心、1200多家海事企业和高度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更因为香港能够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可预期性”。

他特别提到：“通往净零的路径一定会经过香港，不是因为规模，而是因为香港让绿色变得可融资、可执行、可商业化。”他的观点突出了香港在绿色金融、航运租赁、风险资本与可持续挂钩贷款方面的领先地位。

这一判断也与IMO的观点高度契合。Roel Hoenders 指出，未来的航运竞争不是港口吞吐量竞赛，而是治理能力竞赛。而香港恰恰具备治理绿色航运所需的五大能力：政策稳定性、金融体系成熟度、法律体系透明性、保险创新能力与产业链完整性。

正是这些能力，使香港正在从“航运枢纽”向“全球绿色航运治理枢纽”迈进。

绿色转型是长期趋势，也是全球航运未来三十年的主航道。在这一深刻转型中，技术变化、规则重构与供应链调整都可能出现动荡，但香港选择以制度稳定性、政策连续性与产业协同能力，为行业提供最稀缺的资源：方向感。

陈婉雯所说的“绿色航运的核心政策不会改变”，不仅是一项政策承诺，更是一种战略态度；廖振新强调的制度韧性，是香港应对全球变化的底气；Angad Banga 所说的香港“让绿色变得可融资、可执行、可商业化”，则点明了香港真正的国际价值。

随着绿色航运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实验走向商业、从区域走向全球，香港正在成为绿色航运时代的重要推动者与规则贡献者。未来的绿色航运版图中，香港将继续以确定性引领方向、以行动兑现承诺、以能力塑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