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互征港口费，航运公司出现董事辞职潮

在“规则对规则（Rule for Rule）”的博弈之下，中美互相征收“特殊港口费用”已从政策层面蔓延至企业治理层面：多家航运公司密集调整董事会构成，出现董事辞任与委员会席位重配，以降低合规暴露度与运营不确定性。近期最具代表性的个案包括 Okeanis Eco Tankers（OET）、太平洋航运（Pacific Basin）与 Danaos Corp。与此同时，一批公司同步对外澄清“美国投资者权益/控制低于25%”，划清“不会触发”的安全边界。

密集董事辞职事件：三起代表性案例

首先是Okeanis Eco Tankers（OET）。这家在奥斯陆和美国上市的航运公司公告称，两位长期任职的美国籍董事 Robert Knapp 与 Joshua Nemser 自2025年10月10日起辞任；

如上，该公司在公告明确说明本次辞任并非因与公司或管理层存在分歧，董事会仍维持多数独立董事，除薪酬委员会外，各委员会基本不受影响。但业内普遍解读，这一动作与中方对美国对等反制“特别港务费”落地在即密切相关，属于在治理层面对“美国要素暴露度”的预防性优化。

太平洋航运（Pacific Basin）。这家总部位于香港的航运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同步披露两项调整：委任 Kristian Helt 为执行董事；张日奇辞任非执行董事。（更多阅读：→重磅！为躲避港口费，太平洋航运将主营业务迁往新加坡）

更具指向性的是，公司在正式文本中明确写到：该辞任“有助于改变董事会组成，以降低 USTR 301 条款附件一对中国（包含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拥有或经营船舶征收港口费的潜在适用”。

同日审计委员会人员亦作相应调整，董事会“角色与职能”列表同步更新，显示此举与合规风险管理直接相关。

Danaos Corp。纽约上市的希腊独立船东巨头航运公司Danos在10月14日被权威媒体披露：美国籍独立董事 William Repko 于10月13日辞任，公司强调并非因与公司或管理层存在分歧。

分析界普遍将其解读为与中国“特别港务费”规则相关的治理微调：在“美国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控制≥25%（含表决权与董事席位）”的触发口径下，通过降低美籍董事比重来减轻潜在适用风险；随后该公司审计委员会席位的替换，侧面印证了这一意图。

规则脉络：中美互征“特殊港口费用”的来龙去脉

先手来自美方。美国在“301调查”框架下，对与中国有关联的船舶加收港口费用，自2025年10月14日生效；适用对象覆盖中国建造、悬挂中国旗、中国拥有或运营等多维关联。

中方对等反制。同日，中国依据《国际海运条例》等法规对“美国相关船舶”开征“船舶特别港务费”，并明确列出触发路径：美国拥有或运营、美国投资者权益/控制（含表决权与董事席位）达到或超过25%、悬挂美国旗、美国建造等。两套制度呈镜像对称，体现“规则对规则、制度对制度”的回应逻辑，其外延不仅直指船舶要素，也外溢至公司治理结构与控制权安排。

“低于25%”的澄清潮：企业如何划定安全边界

在一些公司忙于对董事会结构调整的时候，另外一些公司则直接发声明表示，自己的涉美股权少于25%，不属于被征收的对象范围。 比如：

Star Bulk。这家美国上市公司近期通过私下书面声明向媒体明确：未知任何单一股东（任何国籍）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控制公司已发行股份或表决权达到或超过25%，也未知任何美国股东持股超过5%；公司为马绍尔群岛实体、希腊管理、非美国实体。该口径直指“不会触发”的关键阈值。

NORDEN。由公司上海团队对媒体直接澄清：不触及“美国投资者≥25%”门槛。虽然未见官网独立公告，但就风险识别与对外沟通而言，已具操作意义。

DHT Holdings。公开声明强调：不知悉任何美国股东或一致行动人达到或超过25%的控制，同时明确舰队“非美国建造、非美国旗、非美国主体持有与运营”。这是将“所有权—旗国—运营地”三要素与股权阈值并列说明的合规框架式表述。

2020 Bulkers。投资者关系公告披露：美国股东占比约16%，显著低于25%安全线，以量化数据直接锁定“不会触发”的边界。

上述口径的共同点在于：一方面通过事实披露与结构说明，把“美国要素”控制在阈值之下；另一方面，通过标准化、可复核的外部表述，为港口靠泊、金融与保险安排提供合规确定性，降低潜在费用与运营扰动。

市场影响与公司治理启示

第一，合规成为治理“第一性原理”。董事会构成（国籍结构、席位占比）与控制权路径（表决权安排、一致行动人）已经从“投资者关系话题”跃升为“航线与靠泊成本”的直接变量。

第二，信息透明即成本对冲。围绕“25%阈值”的及时澄清、可验证的股权与控制披露，是把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稳定经营条件的最低成本方式。

第三，中长期的竞争力在于“结构适配力”。在地缘政治—合规—金融三重约束下，能够快速完成董事会与股权结构再平衡的公司，更可能在费率与运营窗口中占得先机。

必须明确的是，这一轮由制度扩张引发的行业连锁反应首先由美国方面发起：美国在“301调查”框架下对中国海事、物流与造船业设定附加港口费用并扩大适用边界；中国的“特别港务费”是在此基础上的对称性、规则化反制。企业层面的董事会调整与“低于25%”的透明披露，是航运业在复杂政治与合规环境中的理性选择与必要适配。这一现实既凸显国际航运在政策冲击下的治理韧性，也清楚表明——是谁先挑起事端，又是谁在遵循既有法律与监管框架进行对等回应。